原创：王欢 秦朔朋友圈

今年初去香港，跟上一次去隔了很多年，回来就有朋友问我香港有啥变化。怎么说呢，中环高楼的鳞次栉比、维港的波光粼粼、地铁的便捷高效，甚至十字路口红绿灯急促的铛铛声，都让人觉得一切都没有改变。不过，细看下来，街铺生意的跌宕起伏，中环打工人的口音变化，似乎又显示着某些改变。

几个月后参加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课程，去日本学习交流一周。“失去的30年”是讨论日本时绕不开的话题。

一方面，自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后，楼市大跌、股市大跌，一大批日企的江湖地位滑落。日本是G7国家中唯一人均GDP下降的国家，中日之间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巨大变化（1995年，日本GDP是中国的7倍，目前中国GDP是日本的4倍），“失去”一词所言不虚。

另一方面，日本仍维持了较高的生活水准与社会稳定，大量的海外投资也使得“日本之外再造了一个日本”，并且以此反哺国内，又令人时不时会问一句“何来失去”？

其次，面对30年低增长，日本国家表现出稳定的气象，其居民的生活状态也挺好，这一点也必须承认。而造成这种表现的原因，大约有二。

其一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了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，减少了焦虑。说起来，日本社会属于“（保障）下限较高，（发展）上限较低”的状态，社会财富分配比较平均，所以原来才有“一亿总中流”的说法。当然，面对经济不振，日本也出现了“一亿总下流”的说法（日语中的“下流”，是指生活状况下滑，与中文不同）。

其二，日本文化中的规则意识、自律倾向，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

不少国人面对经济增长动能放缓，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，通紧压力持续等问题，一定会在心中追问“中国会否也像日本一样”？对于时间周期，马克·吐温说“历史不会重复，但常常押着相似的韵脚”。

对于国家间的比较，又从来也不存在Apple to Apple的情况。（注：Apple to Apple指在不同对象或情境间进行同类比较时，强调基准和条件的一致性，以避免误判。）?

从很多角度，日本的确走在中国的前面。中日两国的面积、人口、经济发展水平、内部经济发展梯度不同，尤其是文化特点不同（日本有点像身边的陌生人，尽管中日两国同属东亚文化圈，看起来有很多相似之处，但文化上的差异是很大的），使得两国之间不能简单类比。

终身雇佣加上年功序列，给企业与员工双方都提供了稳定预期，从而有助于做长期规划。在面临困难时，双方也倾向于共度时艰。

然而，万事有利必有弊，这种模式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，使得企业难以根据情况迅速调整。经过“失去的30年”，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度也在发生变化。与之相应，经济下行，“男主外女主内”的传统模式也在改变，妇女就业率持续提升。

对于终身雇佣制度，给我们上课的竹中平藏先生（庆应义塾大学教授、曾任日本财政政策和金融事务部部长、小泉内阁民营化改革前线总指挥）认为需要进一步改革。

而早稻田大学教授似乎有不同观点。日本大学对于教授唯一的要求是完成上课任务，而对于科研或著作没有要求，因为学校认为这是教授私人的事情。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一辈子没有什么著作或科研成果，也不会影响其收入。

早稻田大学也曾争论是否需要对此进行改变，但结果是不变革。因为，只有保证终身雇佣，且新来者不会因为成就突出而影响原来者，老教授才会心无芥蒂地选拔比自己优秀的人加盟，否则很容易出现“武大郎开店，高者莫入”的局面。

不过，形势比人强，随着经济形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，日本的就业模式还是在慢慢改变，尽管不太可能走向美国模式。

他们的阶层相对固化，毕业院校决定了人生方向。日本雇员人数超过1000人的大企业，加上中央部门的公务员，占据了日本男性就业人口的26%，这些员工基本上来自“旧帝国7大”（东京大学、京都大学等7所国立大学），以及早稻田、庆应义塾、东京工业大学、一桥大学等。36%的男性就业人口在小企业及地方工作，且在终身雇佣制下很难跳槽到大企业。另外38%的男性就业人口没有长期雇佣保障。

日本企业在选拔人才时看毕业院校，关注沟通能力、协调能力，不看专业，不关注成绩，对外语能力、留学经验也不重视。

相对来说，中国传统文化中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的精神更强，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的劳动力市场也是非常市场化的，甚至存在对劳动者保护不足的情况（央企除外）。

其实，万事万物都是利弊相随的，大家都需要从对方身上学习。这两年，中日欧美的种种，都反映出大家需要向中间靠拢。比如，中国要从“996”走向适度松弛，而发达国家也需要适当紧张起来。

不过，观念的转变是困难的，面对问题，人们往往不是从改变自己入手，而是希望改变别人，这也是最近几年国际冲突加剧的原因。

日本人希望通过长期交往建立信任，先交朋友后做生意，千万不能急躁。一旦建立商业合作关系，就会很稳固。我们拜访了一家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，他们收购了日本当地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，整个谈判过程持续两年，台湾老板跑了几十趟，跟对方喝酒、吃饭，最终，在取得日方信任，并且承诺（未必是写入合同，而是基于信任）不裁员、不干预管理的情况下，才达成了交易。当然，最终成交价比当初的报价便宜了70%。这方面，我感觉中国与美国更相似，更追求速度与效率。

说到了慢，自然联想到创新的问题。在与日本各界交流时，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于传统的尊重，对于长期性的追求，与美国更关注未来的文化不同，而中国处于美日之间，但更偏美国一些。

因此，在当下最热的科创领域，中美无疑是最主要的玩家（美国的AI团队中，往往30%～50%的成员是华人），欧日相较中美要弱很多。

人形机器人曾经是日本的强项，但现在看到的主要也是中美企业在比拼。半导体行业在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的天下，后来受美国打压，被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冲击得厉害。

当前，借助全球产业链重构，日本积极重建半导体产业，台积电在日本的熊本工厂进展顺利，未来产业上会有很大发展。我们这次也接触了有关绿色能源（碳捕捉）、激光等方面的学者和企业家，但他们自己也承认相对中国企业并不具备技术领先性。

在部分精密仪器和高端材料领域，日本还是具有极强的优势和壁垒。不过，在当前国际局势下，中国企业想在这些领域合作，困难重重（日本企业和学界都表示，对于高新技术的管控，日本必须遵守美国的要求），还是需要靠自己慢慢积累、突破。

这里插一句，咱们中国人的心气很高，很像参加十项全能比赛的运动员，不仅希望得总成绩冠军，还恨不得在每个单项都获得冠军。往好里说，这种干劲令人敬佩，但也容易造成四面冲击，引发广泛冲突。如何平衡，是未来需要仔细考虑的。

鉴于日本企业之间建立的长期合作关系，以及日本制造业的全球化已经实践多年，沉淀了大量技术、渠道、人才等资源，中国企业如果能够复用日本的经验、渠道、圈子，实现中日优势互补，会是很好的机会。

走在日本街头，干净、整洁、有序、安静，是大家共同的感受。其实，经过多年的发展，中国的一、二线城市，甚至很多三、四线城市，城市建设情况也很不错。

但是，如果走向更低线的城镇，很多地方的状况很难令人满意。尤其是，日本过去30年的基建不多，很多基础设施在多年使用后仍能保持良好的状态，就更令人敬佩。这大概是New Money与Old Money的差异。

想想也是，四十多年前中国刚刚改革开放，先富起来的人们常常穿西装不舍得撕掉袖标，戴墨镜不舍得撕掉标签，还恨不得装俩金牙，面子工程重要，而Old Money却喜欢在里子上下功夫。

前一阵子，中美网民流行在小红书上“对生活”。其实，有很多反映不同地区人们自建房、装修的视频。对比起来，无论在选材上，还是在施工工法上，我们相比发达国家都有不小差距，这背后还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。如果哪一天，我们的乡镇，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也发展起来了，咱们才是真的富强了。

在日本逛药妆店，大约是每位中国游客的必选节目。药品的疗效先搁在一边，大家对日本药品、食品安全性的信任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对比每年“315晚会”国人的心理都会受到一次暴击。经过30年“蒙眼狂奔”的发展，咱们必须摒弃掉很多粗鄙、野蛮的做法，追求可持续的发展。

提起日本，大家想到的都是侘寂风、断舍离、草食男、松弛感。但别忘了，过劳死也是日语词汇。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人从巴黎香榭丽舍大街的LV店到纽约曼哈顿的洛克菲勒广场一路买买买，书籍的名称也是“日本第一”和“日本可以说不”。

改变背后的原因都是经济的发展，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结构、思想观念的演化。

以这样的历史视角去看待中国，就会更好地理解不忘初心和与时俱进。

一方面，当下我们面对的种种问题，“996”、内卷、焦虑等等，都是现实的存在。只是，走到这一步，自有原因。作为落后者从底层奋起，中国又没有海外殖民地完成原始积累的发展史，只能通过卷自己来向上跃迁。

因此，我们不能因为吃到第三个馒头饱了，就指责前两个馒头毫无意义。很多人喜欢说“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”，如果个人与家庭的跃升都这么费力，何况14亿人的中国呢？很多事情需要时间，更需要积累。“仓廪实而知礼仪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，形势比人强，此话不虚。

但另一方面，有了40年改革开放的积累，很多事情我们必须改变。躺平、丧、不婚不育，都是年轻人对时代问题“无声的反抗”。我们发展经济的初心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，面对问题就必须与时俱进。

当下日本，加班文化已经改变，如果说形势比人强，在相对富裕生活中成长起来的90后已经在整顿职场了，而更年轻的00后也来了。

经过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三四十年，中国近200年来再次站在世界舞台中心。不过，内部面临的种种问题，以及外部国际环境的变化，也使人们对前景难免有些心怀忧虑。

我想，未来20年，尽一切力量维持稳定的国内外环境，促使经济平稳发展，应是我们排在首位的战略目标。试想，如果能够以4%的GDP增速再发展20年，中国经济体量将翻倍，届时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，包括中美争端。

最近10年，中美关系日趋紧张，“修昔底德陷阱”之说甚嚣尘上，说到底，是两国之间力量对比改变造成的，尤其是双方都对这一改变缺乏足够的心理认知与准备。

一方面，中国用了30多年时间快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就像一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，力量上已经与成年人差不多了，但心智上还不能说足够成熟。这种不成熟，可能呈现两种状态，要么依然缺乏自信，“跪习惯了看啥还是仰视”，要么过度自信，觉得自己“厉害得不行”。其实，就像智者芒格所说，对于投资者，最关键的素质是客观理性，对于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，也是如此。

另一方面，中国快速崛起，身量庞大，也让很多国家不习惯。心理学上有个实验，面对问题，人们的心态往往会历经“否认-愤怒-讨价还价-抑郁-接受”几个阶段。这个理论，也许可以用来分析中美关系？

同时，软实力的获得（包括掌握话语权）要比硬实力的提升慢得多。今天，欧洲仍是艺术殿堂，而美国从“有钱的土包子”成为文明的化身，也用了很多年时间。

可见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，我们需要选对方向，保持定力，不断前进。而要如此，就国内而言，核心还是坚持改革开放，坚持国际化、法治化，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。

说起来，消费不足是我们经济结构中长期的问题，而要提升消费，参考日本、欧美等发达国家经验，核心是提升保障水平，“提低，稳中，不限高”。对于中低收入群体，提升社保、医保水平，让大家安心。对于中高收入群体，加强保护民营经济，也是让大家安心。“有恒产者有恒心”，信心起来了，很多事情就好办了。

清末以来，当中国开始追寻现代化之路时，学习日本成了重要的方向。40多年前，当邓小平先生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，我们也从日本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资金。

实际上，发展经济学中的“东亚雁型发展模式”，就是以日本为头雁的。今天，当中国遇到经济增速放缓、房地产周期下行、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等一系列问题时，我们依然希望能够从日本身上汲取经验和教训。

过去40年，人类享受了和平红利、全球化红利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进步红利。这一过程中，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，并产生了新的矛盾，近年来更是有了民粹主义的兴起和逆全球化的汹涌。

但是，今天的世界毕竟与100年前不同，我们相信很多事情需要调整与再平衡，但我们不相信历史的车轮会倒转。

而且，随着人工智能、人形机器人等产业的飞速发展，人类有可能正在接近科技突破的“奇点”。一旦取得突破，将是人类文明面临的巨大改变，其对全人类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。

届时，人类会有更宏大、更深刻、更复杂的问题需要思考与应对，而当下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会变得不那么重要。

我们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日本参访学习，是希望能够开拓视野，拥抱世界，相互学习，共同进步。老话说，“家家有本难念的经”。当今世界，中日美欧各有各的难处，大家都在寻找答案。

我总觉得，带着问题出发，带着好奇探索，总比抱定自以为是的答案要好得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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